【智库文摘】周长山：灵渠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
导语：5月1日，我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运河研究院研究员周长山在《当代广西》2026年第9期发表文章《灵渠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文章指出，灵渠作为我国古代标志性水利工程，不仅是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交通枢纽，更在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了贯通南北、联结海陆的独特作用，推动形成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乃至岭南与海外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网络，其历史价值与现代启示值得深入挖掘与弘扬。现将全文转载分享：
灵渠风光 刘峥 摄
秦监御史禄跨越南岭、凿通灵渠，沟通起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使岭南加速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对于灵渠的价值与意义，历代多有评论，其中以“北通京师，南入于海”（《重修灵渠记》）、“径达万里，联江会海”（《重修兴安临桂二陡河记》）最中肯綮。灵渠不仅连接了湘、漓二水，还将古代西北陆上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将亚欧非三大洲的古代海陆交通循环圈建立起来，构筑起东西方交流的庞大网络，对世界文明的交融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秦凿灵渠 会通南海
人们曾经普遍将“六王毕”视为秦实现统一的标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的历史记录中，有以南海为指向的军事行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又出现“南至北向户”（《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字样。其实，细绎文献记载还可以发现，秦军在灭楚之后，即开始启动“南征百越之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的计划了。
南岭山脉横亘东西，遮断南北，成为一道自然形成的交通屏障，也是由来已久的“天地以隔内外”（《水经注·温水》）的文化地理标识。先秦以来，即有商民借助五岭之间天然形成的山谷孔道往来其间，但毕竟是分散的、小规模的交流。秦军数十万兵锋南指，声势浩大，宋人苏轼曾形容其为“空国而战”。《孙子·军争》有言：“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而岭南交通的特点，则是“非水不至”。秦王朝遂发挥其在调配资源与水利技术方面的优势，凭藉史禄主持开凿的灵渠运输的有力支持，经数年苦战终于取得胜利。
秦进军岭南，并置桂林、南海、象郡，使得中央政权控制的海岸线长度得以明显拓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行至海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的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盐铁论》亦曾谈及秦始皇“欲达瀛海”的愿望，体现了其所追求的以“四海一”为标志的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的政治雄心与海洋探索的关系。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秦始皇凿通灵渠、开辟岭南，既源于其开拓疆域以增加土地和人口的需要，亦来自海上航线与南海贸易的吸引。从关中南下武关道，进入长江水系，进而溯湘江而上，经灵渠，顺桂江而下，连接西江，入北流河，再陆路经北流江与南流江的分水坳——桂（鬼）门关，可沿南流江直达北部湾畔南方海域。秦代以后，“南海”地方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通过海路扩展对外影响的强辐射带。而海外文化传入中土，这里也是首要登陆地点。由是观之，秦始皇“南海”置郡是具有全球史意义的事件，为后来汉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埋下伏笔。
缘水设治 沟通陆海
秦末汉初，局势动荡，岭南地区一度归属南越国控制。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在秦设置的岭南三郡基础上，进一步辟置郁林、苍梧、合浦、南海、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元封五年（前106年），复于九郡之上设交趾刺史部，统一监察诸郡。交趾刺史部治所，初设于交趾郡内，不久即移至苍梧郡广信县（治今广西梧州）。汉武帝对交趾刺史给予了与众不同的政策，允其“持节”，以示威重。于是，广信凭藉刺史驻地的地位，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所在。
汉武帝时期，广信崛起而番禺（治今广州）衰颓，似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经历南越灭国战火蹂躏，作为南越国中心的番禺人口剧减，城郛破碎，原有的政治、经济基础荡然无存。从西汉后期人口和户数统计来看，南海郡远远落后于苍梧郡，甚至不及交趾、日南郡。二是作为汉初反抗中央王朝大本营所在的南海郡，有极大可能被汉武帝归入另册，对于战后岭南“初郡”的治理也必然倚重苍梧等地。三是苍梧郡治广信正位于郁水与桂江交汇地，处在自中原南下灵渠、经湘桂走廊、进而连接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缘此之故，广信就成为秦汉时期陆海丝绸之路最早的对接点之一。
郁林郡治所在的布山（治今广西贵港）附近，也发现众多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出土文物。布山作为内河港口，位于郁江沿岸，水陆交通发达，是合浦港向内陆推进和辐射的要冲之一。曾于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杯及玻璃、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珠、琥珀、白水晶、绿柱石绿松石、十二面金珠等异域珠饰，在贵港马鞍岭、梁君垌、深钉岭等地点均有发现。
文献记载表明，以合浦为主要始发港之一的北部湾沿岸，是西汉时期的重要海洋交通枢纽，也因之成为南方沿海最大的中外贸易物资集散地。而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重心偏西，与岭南和南部海外区域的联系，唯有过秦岭，入汉中，跨洞庭，溯湘江，经灵渠，沿湘桂走廊，过桂（鬼）门关，顺南流江出北部湾，方得以通连东南亚和印度洋。
这条由灵渠串联起来的沟通中原与南海的通道，也是东汉初期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走过的行军路线，故又被称作“马援故道”。马援率大军“修道桥，通障溪” “随山刊道千余里”，修缮、疏通灵渠，极大地改善了沿线交通情况。《旧唐书》曾总结道：“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故这一区域的稳定，往往对整个南海国际贸易的兴衰具有关键性影响。沿线民众祭祀马援的伏波庙香火，历代不衰。
八方翩至 中外交融
汉代北部湾沿岸成为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所在地，除了它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是海上通往西亚的最佳捷径外，主要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远航南洋、西亚须沿北部湾西部沿岸航行，并借助季风助力；二是灵渠的开凿沟通了这一地区与长江流域和中原的联系。明代方升《灵渠赋》中赞道：“南则达于两广，北则会于三湘。由是雕题文身之国，鴃舌螺髻之乡，毕献琛而奉贽，见重译而来王。羽毛鳞介，珠玑犀象，海错山珍，千形万状。皆得乘长风，破巨浪，登金门而进”。这段赋语虽以文学笔触略有夸张，但也基本呈现了灵渠—合浦沿线四海客货八方云集的盛况。
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被国际学界称为“对话之路”“交流之路”。这种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人员交流。灵渠开通后，来自长江流域和中原的人们，以各种身份和目的大量进入岭南，直至北部湾沿岸，其余韵一直延及近代。汉使与外商往来途中，文献中也多有记载，考古资料亦可提供相关佐证。广西的合浦、梧州、贵港、昭平、兴安和湖南的常德、耒阳等地汉墓中，往往出土有深目高鼻、络腮胡须形象的铜人或陶人，以踞坐托灯造型为主，被称作“胡人俑”。从其体质特征来看，应是南海诸国人，也有可能来自西亚和非洲东岸。这说明随着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扩大，与域外人群交流接触增多，胡人为时人所常见，进而成为形象创作的主题。
其次，是物资交流。由于“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初学记·海二》引谢承《后汉书》），北部湾一带舟楫往来，非常繁荣。“宝船”满载玳瑁、珍珠、象牙、玻璃、玛瑙、琥珀、沉香等海外珍宝，以及蕉、葛、蛇胆等岭南土特产，经灵渠，入长江，周转到达长安。汉代率使团出海的“黄门”，带回的多为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作为交换品的，则是使团带去的黄金、丝绸、铜镜、陶器等。在桂林兴安石马坪和界首、平乐银山岭，贵港以及湖南永州、常德等地汉墓中，也有不少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玛瑙、肉红石髓、玻璃之类文物出土。在位于沟通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上的泰国克拉地峡三乔山（Khao Sam Kaeo）遗址等处，发现有被称为“岭南类型陶瓷器”的几何印纹陶陶器残片。
最后，是文化交流。汉文化沿着灵渠扼守的湘桂走廊，自北而南进行渗透和扩展，百越文化与汉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八桂文化”。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汉末流行于交趾；传入广西的时间不迟于东汉末年，最早当在西汉晚期。与之相应，一些佛教属性物或伴随物，也几乎开始同步出现。合浦一些较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不少被视为佛教供奉神器的陶制钵生莲花器，表明在东汉末期至三国时期，佛教已在合浦一带流行。孙吴时期对江南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名僧康僧会，也是经由南方海路而来的。所以，有学者把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佛教传播之路”。此外，技术传播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广西贵港平南六陈、桂平罗秀冶铁遗址群为代表的“碗式”炼炉的冶炼技术，即可能较多地受到南亚、东南亚地区“碗式”块炼铁冶铁技术的影响，是西亚“碗式”炼炉冶铁技术经由海洋扩散的体现。
人类文明的历史，从来就是由大陆文明与海上文明交融而成的，而连接大陆和海洋的，就是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所著《历史》中描述过的欧亚航线、船舶、港口和商品，以及来自不同区域的人群。汉武帝设置岭南九郡后，北部湾地区一跃而成为汉王朝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从中原南下经灵渠、自合浦扬帆起航，成为汉王朝通往东南亚、南亚最便捷的海路航线。向海而生，多元共处。一个以海上贸易路线为纽带的海洋时代开始兴起，并进而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来源：当代广西网
作者：周长山
编辑：张 淳
校对：蒋志秀 丁 怡 李 珊
审核：张竹沁 钟学思
终审：肖富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