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速递｜孙杰远：动力之源与价值旨归：教育理论的创生逻辑（《教育研究》2026年第2期）

当前，我们已进入一个加快构建中国原创性教育理论的时代。在创生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回答好一个基本问题：教育理论创生需要遵循何种逻辑？此问题的背后又是“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理论”或“什么样的教育理论是好的理论”的问题。从已有回答来看，能够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坚持“人民本位”、“实践本位”和“伦理本位”，能“从本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开发其当代价值”，能彰显中国民族精神、现代化时代精神，展现国家逻辑，体现中国价值和中国立场，皆是好的教育理论的重要特质。但学界仍然缺乏对教育理论创生逻辑问题的全面系统性讨论，并进而通过构建教育理论创生逻辑而阐释教育理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问题。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需立足强国建设和时代转型，深化认识和把握教育理论的创生逻辑。“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迫切需要教育学理论的引领。”深度解析教育理论的创生逻辑，无疑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进而发挥理论引领力的重要前提。

人类文明大体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理论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人们不断创新和建构理论，本质正是精神文明的创建和发展。精神文明以信仰与价值观、道德与伦理、知识与思想、艺术与科学等为内容，理论则是一切精神文明内容集中表达之所，一系列精神文明的诞生往往需要借助理论思维的观照，并通过理论内在的概念与逻辑、结构与体系等加以深刻表达。透过一种理论，可以洞见一种精神文明；透过一种理论更迭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一种精神文明运动发展的进程。反之，通过人类不同的文明类型，也可以看到属于这种文明内部的理论形态，它往往是这种文明中独特的精神文明内核。   

理论天然具有文明内涵与文明意义，这本身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内在构成；理论又因自身内含的价值与思维、信仰与道德、科学与人文而彰显出文明意义。人类社会中，每一次理论创新和迭代升级都意味着一次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这可以通过考察西方哲学的理论演进与西方文明演进的紧密关系得到见证，更能在中国哲学传统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延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窥探究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为典型历史例证。其原因在于，不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具有‘问题的人类性’，即都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都是对‘人类文明’的理论表征”，只是人类文明有多样性，因而以理论方式表征人类文明的哲学也有不可否认的多样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哲学，都是以不同的概念体系构成对人类文明的理论表征”。我们还可以在物理学、数学、化学等科学理论的迭代升级与范式革命中，看到人类文明因自然规律的揭示及其理论表征而发生的一次又一次深刻变革。人类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也有赖于理论指引，综观人类文明史，凡伟大而经久的事物与制度，背后无不有其理论支撑，如《国富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哈耶克学说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等等；又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理论支撑。

理论为何能成为精神文明的内核？理论何以具有文明内涵与文明意义？其根本上源自理论与实践的必然关系，以及理论本身的独特魅力。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真正的理论作为知识生产的结晶，“是人类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并以具有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各种概念体系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和支撑点”。同时，理论一经产生，便反过来为实践提供学理、道理与哲理的指引。理论能够反作用于实践的关键，在于理论是一种超越实践经验与表象而触及实践规律性运动的精神文明，理论的超越性引发实践的变革与发展，进而推动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向前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创造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理论本身的独特魅力乃在于理论思维特别是其蕴含的批判性力量。理论创新源自理论内在的自我超越本性，它通过理论想象力和理论批判力而实现，“理论思维的想象力，就在于不仅合乎逻辑地思想，而且批判地反思已有的思想，不断地实现思想在逻辑层次上的跃升和升华，赋予思想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换言之，作为理论发展的动力机制，“只有不断地推进知识生产，即不断地推进知识的量的扩张和质的飞跃，才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和形态变革，不断提供新的阶梯和支撑点”。这也正是任何国家和社会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逻辑归因。没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升级，便很难有国家和社会的深刻变革。

纵观世界各大文明，共同点都是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若干理论，并且随着历史滚滚推进，理论逐渐成为文明标识物，象征文明的文化基因与历史精华，指引文明不断进步，世界“四大文明”便是如此。

两河文明的核心是巴比伦文化，其以楔形文字为符号和介质，创造了无数先进理论。如，古巴比伦王朝汉谟拉比统治时期编纂了《汉谟拉比法典》，该法典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法典，开创了人类法学理论先河，成为构建城邦秩序、维护社会正义和确立商业契约的理论基石。古巴比伦时代的科学以天文和数学最为发达，如，天文学理论创新为人们观测天文现象及宇宙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包括著名的《楔形文字天文日记》、庞大的占星术解释体系、世界上最早的具有预测能力的数理天文学体系，等等。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历史研究》中便指出，“巴比伦科学家们发现了周期性循环的规律；从远古时代就有的日夜更替、月亮的阴晴圆缺、太阳的周期，这种周期性循环还可以在行星运动这一更广阔的范围内辨认出来”。又如，60进制数学体系即一种实用导向的数学理论的建构，成为人类文明中最持久的数学遗产之一，直接推动了数学化天文预测的发展。

埃及文明被誉为“尼罗河的赠礼”。埃及人创造了象形文字，视为埃及文明的重要文化象征。埃及文明因其形成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加之主神崇拜和王权单一，形成了“一支一体”的基本格局，亦即文化上的“一体”和政治上的“一统”。规模宏大的建筑体系也是埃及文明的一大特征，这得益于埃及人无与伦比的数学理论支撑。政治上，埃及文明以法老神性论为核心，为中央集权的绝对统治提供了神圣合法性，成为政教合一的基石和缔造社会秩序的源头，实际也为埃及巨型建筑的修建赋予了神性力量支持。宗教与哲学方面，以“玛阿特”为核心概念建构起的灵魂观、来世审判理论等，成为指导埃及人伦理与道德建设、真理判断和建构宇宙秩序的根本观念力量。埃及庞大建筑奇迹的诞生，则有赖于埃及人在数学与工程理论上的独特创造，如比例、轴线、方向、方位等均严格遵循神圣几何比例而设计，如金字塔的几何形态便象征太阳光线和永恒的稳定，实则也是世俗与神圣、神性与宇宙的绝对契合。这些理论标识共同构建了古埃及文明追求永恒秩序、敬畏神明、笃信来世的独特精神世界。

印度文明的理论标识深刻根植于其对宇宙本质、生命意义与解脱之道的哲学探索，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性、多元性与内省性特质，以至于几乎所有希腊哲学学派都可以在印度（以及中国）的哲学家那里找到对应的东西。形形色色的佛教哲学流派也成为佛教兴起后印度教的精神组成部分。这些哲学流派所建构的观念与理论形态，不仅是宗教实践的核心，更塑造了印度社会的结构、伦理规范与文化心理。标识性理论建构，包括轮回业报、解脱、梵我合一、达摩、非暴力等，广泛呈现于《薄伽梵歌》、《摩奴法典》、《奥义书》等作品之中。轮回业报解释个体命运，固化种姓制度，奠定伦理基础，导向终极解脱；解脱提供终极出口，催生多元宗教哲学，推动出世修行文化，成为艺术与文学深层主题；梵我合一揭示宇宙真相，统一多神信仰，发展高度思辨哲学，指导冥想瑜伽生活；达摩规范现世行为，维系社会分层稳定，综合宗教与世俗，强化文化韧性；非暴力设定伦理与道德底线，形成独特生态伦理，抑制暴力冲突，提供了现代政治的抗争范式。印度文明的上述理论基因，构成了一个自洽的精神生态系统，表面松散混乱，实则内核高度统一。时至今日，这些理论基因仍深刻塑造着印度人的生死观、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汉唐盛世的文学艺术、宋元以后的程朱理学乃至当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一不是中华民族适应时代，对于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中华文明的理论标识，在哲学上表现为儒学、道学、佛学、墨学、理学等构成的哲学体系和理论系统。孔子的“仁学”、孟子的“心性论”、荀子的“性恶论”、老子的“道论”、庄子的“齐物论”、墨子的“逻辑学”、汉儒“天人感应说”、魏晋玄学的“儒道辩证”、佛教中国化而构建的禅宗哲学、程朱理学的朱熹体系与陆王心学、明清实学的气学唯物论，等等，积淀而成中华文明的哲学谱系与理论基因，成为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世界，以及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社会长治久安的理论根基。中华文明还有璀璨丰富的数学、天文学、农学、医学、药学等理论创造，如数学有《九章算术》体系、割圆术与圆周率、天元术与高次方程；天文学有《太初历》、《大明历》、《授时历》等“敬授民时”的历法理论，有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宇宙结构理论；医学有《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中西理论体系；农学有“三才”宇宙观、“地方物宜”生态观（《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农桑辑要》等均为经典著作）；水利研究中曲辕犁、翻车、梯田系统、闸门等的发明，展现出中国古人对力学原理的深刻揭示和对生产劳动实践的规律总结。庞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中国人安身立命与团结进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日益强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慧之泉。

近代以后，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激荡与大转型中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体。近代中国，正值中华文明蒙尘和殖民主义试图制造“文明殖民”的暗淡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历史转机和现代文明曙光，使中华文明重获生机并走向现代世界文明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伟大并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而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回答了现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即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不仅是对实践规律的科学揭示，也是对历史规律、人的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抵达了理论思维与价值的最深处，即抓住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统一了“真善美”的根本性命题。它是“文化发展演进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体现‘求真向善尚美’且有助于人类进步、社会进步、人本身（人性）进步的‘利他性’积极成果，是‘文化之善’”；亦即马克思本人所认为的彻底的理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教育理论由研究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而得以建构。教育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理论必然回应教育实践活动中人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要素、关系与系统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以把教育理论的研究视为一系列沿着科学连续统（scientific continuum）而进行的工作”。因而，教育理论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并展现出鲜明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性质。在科学的意义上，教育理论还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韵味，如教育心理学、教育生物学、人工智能教育学等的理论创新。因此，“各国的教育学科，既不属于科学院和工程院，也不属于社科院，而是自成系统”。由此可见，教育理论实有强大的张力和生命力，可与其他任何理论建立理论之网，既汲取一切理论之力，又可为一切理论注入活力。

教育是培养人、传承文化、造福社会、服务国家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一。任何教育活动或教育现象，均以特定的人作为主体，并发生发展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场域中，人、文化、社会又是国家在历史与空间中的具体形态，因此，教育是人的教育、文化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国家的教育，具有主体性、文化性、社会性、国家性。教育研究及教育理论建构，不可能抽离人、文化、社会、国家等复杂关联要素，纯而又纯的教育是不存在的，教育理论必须研究与教育目的和教育存在有着天然关系的若干其他要素，否则不能真正认识教育，也很难建立科学的教育理论。

首先，教育理论必然讨论人的本质问题，并以人的本质问题的讨论作为教育理论的根本逻辑起点。人的本质问题是教育理论的基本议题，认识人本身是认识教育实践、形成教育观点、建构教育理论、生成教育智慧的根本前提。古往今来，哲学家、教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创立学说，均必然涉及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讨论。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康德（Immanuel  Kant）、马克思（Karl Marx）、萨特（Jean-Paul Sartre）、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无不如此，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福柯强调，权力塑造主体；卢梭强调社会契约与人的自然权利。人类学领域，卡西尔（Ernst Cassirer）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人是悬挂在自己由文化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则强调，人处在一种动态的身份认同之中。

教育学领域，教育理论家们始终将教育理论建立于特定的人性假设和人论观点之上。如洛克的“白板说”、杜威（John Dewey）的“经验说”、卢梭的“自然说”、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的“社会文化建构说”。现代中国教育理论的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延续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精神，兼容世界各家合理学说，尊重人的自然性、实践性、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等特点，创立了若干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主张，如素质教育、立德树人、核心素养、全面发展教育等。当前，世界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教育学正在不断加强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的深刻变化问题，由此出发，可能重塑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理论体系。

教育理论讨论人的本质问题有其独特之处，彰显出教育理论不同于其他理论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讨论。这种独特之处在于，教育理论不仅仅讨论“人是什么”或“人应是什么”的问题，还在于它必然进一步探究“人何以为人”、“人如何做人”、“人怎样成人”的教育原理与方法，如此，教育理论提供了关于人成长发展的动力机制、实践形态与支持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教育理论性质充分体现在，它总是在“人与教育”的关系尺度和价值逻辑中得到建构和验证，总是会直接反映教育实践、解释教育现象、回应教育问题。比如，教育理论围绕人的成长发展问题，会直接研究人的学习、教育内容、教育政策、教学方法与技术、课堂、教与学的关系、课程与教学的关系、教育目的与教育实践的关系等问题。

其次，教育理论深切关涉文化价值甄别问题，由讨论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而衍生出教育理论必然蕴含的文化判断与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教育理论有其文化性格。教育理论的文化性格源自教育学活动的文化性格与民族性格，“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和民族性格警示我们，任何的教育学都是民族的教育学，都是民族文化培育出来的人类智慧之花。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教育学的深厚根基”。因而，教育理论必然涉及文化价值选择，必然与特定文明传统有着深刻关联。

教育理论研究教育与文化关系问题，教育理论是关于文化价值甄别的理论。文化与人的关系如何？何种文化价值符合人的需求？教育之于文化价值的功用如何？这些问题都是教育理论对文化作出的必然回应。中国教育理论处理的必然议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甄别与传承创新，什么样的世界多样性文化可进入中国教育体系与教育实践，当下人类需要何种文化价值以契合人之发展与社会健康，等等，由此而塑造中国教育理论的深层文化精神与文化判断力。而教育理论创新本身如何契合世界多样性文化的互鉴共生，亦是现代教育理论的时代性难题，面对于此，保持教育理论之于不同文化价值的开放性和必要理解与尊重，实属教育理论应有之内在品格与思维向度。

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下的理论建构，同样关注文化价值甄别问题，而教育理论对文化价值甄别的观照，其独特性体现在始终把“文化价值甄别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进而讨论文化、人与教育三者的存在论关系和价值论关系。教育理论不会平白无故地研究文化价值问题，之所以研究，乃因人的发展需求与揭示教育规律所需。教育理论中的文化价值论落脚点是人的发展，教育理论中的文化实践论落脚点是具体的教育活动、教学实践与教育场域。教育理论不是就文化而谈文化，它在谈文化时总伴随着教育价值论、教育学概念与话语、教育实践的逻辑与方法。

再次，教育理论关切社会改良及其设计。人是社会人，教育镶嵌于社会结构，学校教育系统是社会子系统。教育理论反映并观照教育实践，实则反映并观照人的状态与发展、社会的进程与变革。教育理论研究人并观照人，必然进一步研究社会并观照社会。“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真正的教育理论是关于人的发展、社会改进的理论，缺失人学品质和社会学性质，教育理论必然沦为空洞学说、虚假学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理论，源于对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照、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及对无产阶级社会之重构。杜威的教育理论旨趣在于，使人过上民主生活，推动美国现代社会进步。近现代以来，中国无数教育学家所创的教育理论，无不以改良中国社会为己任，如陶行知、蔡元培、梁漱溟、陈鹤琴等先辈所创的教育理论、教育主张，皆为改良中国旧社会、营造中国新社会。改良社会，旨在强调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社会中个体人的成长发展和集体人的团结凝聚，使社会趋向于达成个体发展与共同体建设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新发展，目的在于，消除阶级分化，革命社会痼疾，建造社会主义现代新社会。通过解释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关系，建构全新教育理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中现代共同体和现代个人的形成发展，为社会文明整体进步贡献教育理论力量。

教育理论关切社会，不是因为教育学的目的是解释和改造社会而是因为教育学从根本上关切人。关切社会是社会学的本能。同样是关切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教育学则必然始终以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教育理论而言，人的发展是理论建构的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社会发展是理论建构的间接目的和次要目的。

最后，教育理论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石。教育属于人类普遍性实践，存在人类社会的地方，便存在教育现象与教育实践。自从国家诞生而成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以来，不同国家便因其政治、社会、文化等发展之需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形态。教育具有国家属性，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每个国家都要借助教育力量来巩固政治、传承文明、培养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正因每个国家立足国情而发展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教育实践和教育体系，便必然产生反映、符合并引导一个国家教育发展建设的教育理论。可以说，“任何国家教育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自身文化的教育实践”，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在此意义上，教育理论的实现程度，同样取决于教育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教育理论是国家的教育哲学，彰显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教育精神与信仰、特定教育思维与价值，体现一国教育的文化性格与实践范式。一个国家的教育理论必然要站在国家立场上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进而建构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观点主张、规范法则与路径技术，因此便有“国家教育学”的可能。国家建设的根本，在于人民。民心即国家最大政治，人民幸福即为国家目的。教育理论的一切出发点、落脚点，在于人民以及人的发展、人的成长、人的成才，在于培养和塑造合格公民、社会建设者和政治接班人。因而，教育理论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石。《礼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中国传统教育提倡培养“君子”、“仁者”，根本目的在于“德政”、“仁政”，建立统一安定的国家与和谐共处的社会；近代中国存亡忧患，教育学家们奔走疾呼以唤醒国民之爱国精神与民族精神，实为救国之需；现代中国，教育学家们众志成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就在于服务兴国、强国、民族复兴之战略。

在服务国家的意义上，教育理论亦为国家理论的一种。作为国家理论的教育理论，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目的、文化传统、社会性质和发展战略，因而，它同教育本身一道具有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与其他同样具有国家理论性质的理论不同，教育理论始终把国家、人与教育三者的关系问题作为思维对象，旨在从国家与人的统一性角度回答教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

理论一旦离开其所产生的时代便无法解释，理论只有与时俱进，方能创新发展，获得生命力。理论总是在与时代互动中得以生成，是关于时代性问题的回应。回应时代性问题，本质是立足现实，“是当代人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为了当代人的实际需要进行研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主体及其需求，因而，理论形态与理论内核总是在不断创新发展之中。所谓时代性问题，正是那些体现一个时代人民普遍利益、反映一个时代历史运动规律、彰显一个时代社会进步发展趋势的根本性问题。

时代性由人的一切活动共同定义，任何人类实践活动均由其时间性和空间性而构成时代性。时间性和空间性又是人类事物的存在基础和发展介质，因而，时代性构成了一切活动的共在性、即时性、变化性和发展性。教育既是一切活动中的一种，又同步与一切活动密切关联。政治诉求、科技革命、经济转型、民族建设等问题均是人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与教育的价值、功能与实践交织并进。教育理论始终绕不开也不能回避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它要真正获得强大解释力和创造力，必须主动参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程。教育理论建构关涉政治诉求、经济发展、科技变革、民族危机等重大议题，事实上，中国教育学建设和教育理论发展自近现代以来便始终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同频共振。正是在回应这些重大议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教育学和中国特色教育理论获得了自身的文化性格和独特创生逻辑。

第一，教育理论自觉回应政治要求。教育理论需回应国家政治需求，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公民，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儒学探讨教育问题，是在政治框架和政治诉求之下进行的。近代中国学者译介、传播和研究教育之学问，更多是迫于国家政治秩序危机与重塑的时代之需。再看西方历史，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洛克等讨论教育问题，无不是为了服务城邦政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教育问题并提出革命性教育主张，根本目的是捍卫无产阶级利益，解放人民，以无产阶级之觉醒而破除阶级剥削与不平等，建设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共产主义政治文明。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和理论灵魂的中国教育学，严肃科学地回应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问题，回应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问题，深刻回答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问题，充满政治学意蕴和政治观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理论支撑。教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一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理论力量。

第二，教育理论积极呼应科技革命。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巨变即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且由此引发社会的系统性、整体性、持续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教育之变尤为突出和深刻。教育数智化转型成为时代必然，AI与教育、AI与人、AI与文化等重要关系问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教育理论不能不回应的时代性基本问题、迫切议题，也必将为现代教育理论创新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和契机。

西方现代教育理论是在回应工业革命的若干议题中诞生的。研究教育与科技发展、教育与工业化、教育与城镇化等具有强烈现代性意味的命题，成为推动现代教育学发展的时代动力。现代教育成为建基于工业文明之上的社会实践，完成了现代工业进程及科技发展所需人才的批量化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在全世界加速形成“人工智能＋”的话语热潮和实践趋势，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社会全域，正在重塑人的生存、生产与生活。其中之关键就是，教育必须直面科技人才培养之需进而迎接乃至引领科技发展前沿，带来社会更大创新发展、国家兴盛富强。

第三，教育理论主动契合产业转型。经济基础之于教育实践有决定性影响，教育理论是特定经济形态的产物。古代中西方教育理论的区别，大致源起于农耕经济与商业经济的不同；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理论的差异，大致源起于农耕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分别。经济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取向、质量标准、人才规格、实践关系与空间技术，进而带来相应的教育理论建构和教育学知识生产。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显然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下人的发展问题、生产关系问题的批判性回应。西方商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经济孕育了“经济人”假设，由此也带来更重“经济功能导向”和“自由主义取向”的教育范式。现代中国教育理论深刻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突出能力、素养、技术、就业等目标导向，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重要理论支持。

随着人的生产发展需求之变、科学技术之变、社会发展观念之变，经济形态随之发生转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涵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更突出精神生活。科学技术之变，愈发凸显高新技术及其对创新能力的要求。社会发展观念，更加强调文明、和谐与美丽。如此，便必然催生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新业态、新经济和新发展，进而，必然要求教育理论实现新质转向，系统而全面地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时代需求。

第四，教育理论坚定直面民族问题，推动民族复兴。民族问题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客观事实，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西方殖民主义带来的民族危机。这种民族危机的突出特点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危机。中华民族精神危机也就是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自信的危机，亦即中华民族的文明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危机，表征为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对人的社会性发展、共同体发展带来的强大冲击。

教育理论是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具体言之即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理论。人的发展无外乎两义：其一为个体发展，其二为共同体发展或集体发展。面对近代中华民族危机，中国教育学人必须以民族复兴为旨，举民族大义之旗，以唤民族觉悟、激民族精神、建民族共同体为要，建设拯救民族、复兴民族的教育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学建设，注重强调民族平等与团结、教育公平与正义，推动完成了中国大规模人口的教育脱贫与教育普及，中国各民族更加团结向上地迈向共同富裕之路，更加以共同体姿态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然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当前中华民族仍然面临人的心理健康发展与身心和谐、新时代伦理与道德建设、人的正确价值观培育与合法行为习惯养成等深层挑战。因此，全面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等，成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理论创新发展，必当以此为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供给必要的理论支持。

它同教育本身一道具有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与其他同样具有国家理论性质的理论不同，教育理论始终把国家、人与教育三者的关系问题作为思维对象，旨在从国家与人的统一性角度回答教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

理论源于实践，强调对实践的反映与解释。理论还要改进实践，这是开展理论研究和推进理论创新的本质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理论创生对于现实世界的作用，而非为哲学而哲学、为理论而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理论，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解释功能、规范功能、批判功能和引导功能。”教育理论是一种具有极强实践观照和复合性实践功能的理论形态，建构教育理论，归根到底旨在改进教育实践。高水平教育理论创生无疑是为了服务高质量教育实践，推动教育实践创新发展。

任何科学理论都不限于单一理论功能，或者说，任何真正的科学理论均具备复合性理论功能。尤其是教育理论，因其天然携带价值因素，必然更加彰显理论的多重功能属性。教育理论的基本功能是阐释，达到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规律的目的；教育理论还需洞见问题，为理论演化构建动力机制，通过回应和解决教育现实问题而延展理论生命力。基于规律揭示与问题洞见，教育理论更重要的是预测教育发展走向，为教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但教育理论不能脱离自身而存在，教育理论需要形成内部运动机制以确保理论活力，否则便容易走向断裂乃至瓦解消亡，因此，教育理论需要在自身的传承与创新中保持必要张力与平衡。一种完整的教育理论，是在解释规律、洞见问题、预测趋势与创造智慧的过程中得到建构和表征，这样的教育理论正是教育实践的变革与发展所急需。

第一，教育理论通过揭示教育规律达成科学解释教育实践的功能。理论是人们对规律认识的知识结晶，只有认识和把握事物运行规律，理论才能称为理论。理论的解释力在于把握和反映规律的科学性与正确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富有经久不衰的解释力，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发了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运动规律，阐明了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教育理论即教育认识的结果，认识对象为教育实践。教育理论揭示的规律即教育规律。教育理论的解释力就在于，能科学阐释教育实践与教育发展的规律，能基于人的发展需要把握教育实践运动，能基于教育所在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具体揭示教育发展、教育运行的机制、规则与条件，从而全面系统地把握教育与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的关系，形成关于教育自身运动规律的特有认识。

教育理论并非被动反映教育实践，而是研究者的主动作为、能动认识与积极研判；教育规律非静物而等待人去揭示，恰恰是人的能动反应使得规律成为可能。教育规律作为理论结果乃是认识者与实践者、实践运动发展间作用关系的产物。如果教育理论只是一味被动地反映所谓客观教育规律，则此种理论对教育实践改进发展并无益处。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研究，要旨在于“势”之判断和预测，教育规律即“教育运动变化之趋势”，教育理论即关于教育运动变化之趋势的科学研判。如此，教育理论方能指导教育实践变革与发展，换言之，高质量的教育理论在于其基于发现问题、解释现象之上的规律性运动的研判和预测，因而，其在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科学洞见。当下中国教育理论的创新发展，要旨在于面向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社会转型、生态建设、文明进步的壮阔历史进程中，深刻回应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和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从而形成关于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与合理论断，形成崭新知识体系。

第二，教育理论通过回应教育的时代挑战洞见教育问题与机遇。时代性是理论的基本特质。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均为时代产物。“离开对‘自己时代’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离开对‘自己时代’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总结和升华，就无以实现概念的‘原创性’并提出‘原创性概念’”。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既然没有原创性概念，那就不可能有原创性理论。理论不具备原创性，则必然不属于高水平理论。理论具有时代性，实质是指理论建构源自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与解答。回应时代问题或时代挑战，意味着为理论本身带来生命活力。

回应时代的本质就是回应时代中人的发展与需求、国家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需求、文明延续与创新的需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人类知识演进正是在每个时代的人通过回应该时代的问题中完成。“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决不能脱离所处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可以说，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教育理论自然也不会例外。

教育理论依赖时代而存活与延续，因为每个时代的人、国家、民族都会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实践随着政治、文化、经济、科技、人口之变而变。教育理论的生命力，正是源于教育理论对时代的教育现实问题的回应、探究和解决。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理论必然是原创性理论，而原创性始于主体对解决问题的思考，成于社会实践建构的生成。“教育理论生命力内涵表明，对教育理论的创新是新理论获得立足的生命之源。教育理论要能实现质的增长，主要依靠借助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来形成新的观念并由此演绎出全新的教育理论体系。”当前，世界的时代性调整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时代性特殊挑战在于，立足这一大变局而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此，世界教育理论、中国教育理论均迎来一个历史转变期。这个历史转变期，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人口变化可谓是最为突显的三个核心变量，它们共同构成了引发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强大动力因素。反之，教育理论不能不全面考量和深刻回应这三大变量带来的教育问题与教育发展机遇，甚至需要以此为契机，实现教育理论范式变革，成就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第三，教育理论通过批判教育现实和预测教育变化运动趋势而引领教育变革。教育理论创新，就基本目的而言，一为教育理论延续与知识更新，二为教育实践传承与改进，三为人之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建设。达成以上三个目的，均要求教育理论必须走在教育现实之前，展现出超越性与引领性。理论永远要发时代之先声，它永远是实践变革的号角。西方教育学往往携带着浓厚的哲学想象、批判性反思和逻辑追问，由此，一次次教育理论变革，便引发一次次或大或小的教育变革，比如从夸美纽斯（Comenius）、赫尔巴特（Herbart）到杜威、范梅南（Max van Manen），苏联教育学亦如此。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教育研究与教育学建设，同样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变革，不断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

当下更要如此，新一轮科技革命来势迅猛，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生态文明问题积重难返，世界和平发展阻力重重，人的全面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与趋势之下，教育理论必须超前追问教育将往何处去，探究当前乃至未来人类需要何种教育，回答并解决好教育与世界系统性、结构性变革的问题。当然，教育理论引领教育实践变革，并不意味着教育理论是超然于实践的存在。教育理论之所以能引领教育实践变革，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理论源于实践，它是在认识教育实践并汲取教育实践力量的基础上形成教育实践可能趋势之判断。“教育理论的重点，应是掌握各种实践智慧，使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动中，能随时因应不同的情境，而予以灵活判断。”只有教育理论与教育工作者产生契合性和创生性时，理论方能真正发挥实践引领力。

第四，教育理论通过敬畏传统、知识累积和范式更迭而传创人类文明。理论基于传统而得以创新，理论不断创新而积淀成新传统。某种意义上，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正在于理论本身即为知识积淀之结果。特定知识之积淀而完成知识结构建构进而实现知识形态创造，由此显示出理论的形式与内涵。如果理论是文明的标识，那么理论的延续与创新，便构成了文明本身的演进过程。文明进步表现为文明传承与创新。没有传承便无创新，文明因延续而构成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基石，文明因创新而推动人类不断演化和进步。教育是人类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根本机制。教育何以、如何与文明构成积极互动关系，是教育理论的基本议题。教育理论通过回答教育与文明的关系问题而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理论形态。不同国家、民族的教育理论扎根于本国本民族文化沃土，彰显民族文化价值、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不同国家、民族的教育理论保持开放胸襟而吸纳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精华和理论精粹，展现现代价值、时代精神和世界胸怀。教育理论因汲取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而传承文明，因不断改进兼容不同理论知识而创新文明。

新时代中国教育理论，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文明逻辑问题：一方面，教育如何传创中华文明；另一方面，教育如何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互鉴共生。而这样的问题研究，必须扎根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文明重塑的创造性探索，既是中华文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的自我更新，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及其文明限度的内在超越”。进而，教育理论便具有文明论意义，这意味着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建构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宏大范畴、叙事、逻辑作为内在尺度，成就教育理论的更大格局、更宽视域、更高境界，最终完成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文化主体性确证。

经由解释实践、回应时代、预测变革、传承创新，教育理论实现了自身的理性建构和价值凝聚，理论内核似乎趋于完美。但是，真正好的教育理论，还在于其功能的发挥与实现。这就意味着，后面至少还有五个步骤需要完成：一是高度抽象的教育概念体系的形成，二是科学严谨的形式逻辑的建立，三是足够清晰流畅的语言表达，四是富有人文意味的文字样态，五是转化为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智慧和教育决策者的治理智慧。“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实践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对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启迪与唤醒，以及增加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实践智慧。”然而，教育实践之外，还有教育战略、教育决策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主体之外，还有教育管理者、教育决策者、教育改革者。于是，教育理论只有同时落脚于实践主体与治理主体，成为至少是实践者与决策者的共同智慧，方能真正完成教育理论的价值确证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