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人：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陈洪波 副教授
鉴定等级：优秀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今日中国考古学呈现出与西方考古学相当不同的发展特点，这是由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所决定的。这一学术传统的渊源必须到历史的深处去寻找，该研究对此欲作一番尝试。所谓“历史的深处”，一是眼光要放远，要一直伸展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考古学学术传统的形成期，这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为代表；二是眼光要放宽，不能仅仅盯着考古学，而要从新史学的发展，从整个社会政治历史变迁的高度着眼，才能够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些学术传统形成的具体原因和过程。由此，1928－1949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考古实践及其相关时代背景成为该项目的研究对象，从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清理中，也许能够对中国科学考古学学术传统的形成有一完全的理解。
该项目《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实践（1928-1949）》，系以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也是当时科学考古活动的主要实践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对象，考察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传统的形成过程和特点，借以对中国考古学今后发展方向提供历史经验。
课题的学术目标，主要是试图以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撰写一部较系统的中国考古学形成期的学术史，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称薄弱，希望该成果能有所贡献。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首先回顾了1928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主要是探讨以史语所考古为代表的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前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1928年史语所的成立对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进而深入探讨了史语所科学考古思想宗旨的起源和具体内容，说明史语所学术的指导思想在于在中国推行新学术，这是西方汉学和中国近代学术潮流相结合的结果。考古学是傅斯年新史学实践的工具，故而史语所考古学的特点也就是新史学的特点。说明傅斯年在中国科学考古学肇始期的巨大事功，以及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推进考古事业中的巨大作用。
对于史语所考古自1928－1949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专著分为4个阶段加以叙说和分析。分别是：1、探索期（1928－1929），即小屯的前三次发掘，或者说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2、发展期（1930－1934），从城子崖到殷墟第九次发掘；3、鼎盛期（1934－1937），即安阳第十－十五次发掘；4、延续期（1937－1949），即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这四个时期体现了史语所科学考古学由草创到发展到成熟的一个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了国家政治局势的密切影响，但指导思想始终未变。经由20年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和殷商考古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在此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种种学术传统也逐渐形成。
史语所科学考古学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在回顾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之后，专著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了这一学术流派的特征、影响与局限性。中国科学考古学给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带来了巨大变化，在学术研究上引起了革命性变革。其主要特征包括组织管理上的现代性、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科学主义的学术定位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阐述了诸特征得以形成的内在原因。以上这些特质构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传统的主要内容。同时史语所考古的“史料学派”和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方法，本身存在一定弊端。具体说来就是重发现，轻研究，资料积累有余，而综合研究不足，在理论方法上十分薄弱，这是由傅斯年、李济的指导思想所决定。这种风气是中国考古学学术传统的基本内容之一，对学术发展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
全书基本上采取了过程叙事体例，包括绪论共八个部分，其中主体内容为七章。各个部分主要内容及重要观点进一步分述如下：
《绪论》部分梳理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演变过程，探讨当代中国考古学学术传统与民国时期科学考古学形成期的传承关系；回顾了当今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成果；详细介绍了课题研究方法，其中尤其是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所体现的现代方法，以及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领域所体现出的一些新思潮。
第一章《1928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对1928年史语所成立之前中国考古学30余年的萌芽期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结：1、中国知识界已经接受了以田野活动为特征的治学方式，充分认识到考古学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这时期的考古活动大多规模很小，零散进行，既没有领导性的大型科研机构，也缺乏国家的有力支持；3、考古活动和学术研究的领导权掌握在一批外国学者手里，即使开展相应活动的几个中国学术机构，各自也难以脱离外国势力的支持；4、中国学术界中传统学者和留洋学者各自都开展了考古活动，相对来说以李济为代表的所谓“科学考古派”对近代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有更切实的了解和掌握；5、经过30年来的探索，在出土材料的研究以及考古发现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6、这段时间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已经在思想上、人才上和知识储备上为1928年后史语所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二章《史语所考古在思想与组织上的准备》，系统分析和阐述了傅斯年和史语所在中国科学考古学形成中的历史作用、史语所科学考古思想的来源等问题，总结如下：1、史语所科学考古的思想入口主要是以伯希和为代表的巴黎汉学，以田野手段发掘新材料，做出新学术，目的是与西方汉学争胜，使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重新回到中国；2、强调考古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要将历史语言之学建设得像自然科学一样，以划清其同传统文史之学的界限，使史语所的新学术能够达到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标准，以获得世人对其价值的认可和尊重，这决定了史语所考古学的“史料学”式的纯客观风格，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基础；3、史语所考古学最终学科定位属于历史学，基本目的是为了重建中国古史，已经超越了疑古阶段，进入重建阶段；4、史语所考古学的以上基本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巴黎汉学、德国兰克史学、中国疑古思潮等等多个方面，体现出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多种思想资源的吸收和融合；5、史语所作为一个先进的现代学术机构，所拥有的国家力量、高效的集团式研究方式、优良的内部环境，对于考古工作的有效开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总之，正是傅斯年和他的史语所为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形成期奠定了最初的基调，这些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考古未来的发展。
第三章《史语所考古的探索期（1928－1929）——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记述了史语所15次殷墟发掘中的前三次，对这段时期的工作特点和技术进步做了细致分析：1、首先，史语所的田野考古活动，作为国家学术建构之一部分，始终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中同进退。这使得中国考古学的探索期步履维艰，更凸现出考古学作为国家学术的定位在实践中的重要性；2、通过这三次发掘的遗物，确凿证明晚商已经处于铜器时代；3、史语所的考古，这时期仍然处于相当初步的探索阶段，考古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地层学和类型学还没有建立起来；4、发掘收获的艺术珍品，特别是第三次的收获，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震撼，研究殷墟遗物蔚然成风，从此殷墟成为中国考古的圣地，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今后的考古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5、初步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学科传统，特别是李、董之间现代学术和传统研究之间的良好配合，为殷墟考古学的整体研究构造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1930年的城子崖发掘，对于史语所考古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从此而后，在诸般因素共同作用下，考古活动才真正逐步走上科学轨道。第四章《史语所考古的发展期（1930－1934）——从城子崖到殷墟第九次发掘》，详细记述了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形成期。该时期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成就：1、考古学研究的成就。搞清楚了仰韶、龙山、小屯三种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年代关系，初步建立起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基本框架。2、技术方法的进步。这段时期在众人合作努力之下，在摸索中建立起来一整套的发掘整理方法。其中梁思永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地层学方面。
第五章《史语所考古的鼎盛期（1934－1937）——安阳第十——十五次发掘》，记述了史语所考古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时期。鼎盛表现在以下方面：1、势力壮大，组织强化，资源增多。史语所学术势力越来越大，以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这些重量级人物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行政权力和学术力量一体化的圈子，控制了全国的文博考古事业。2、考古活动时空范围扩展。通过组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山东古迹会、河南古迹会等机构，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工作。研究时段范围大为扩展。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殷墟的发掘，找到了侯家庄西北冈的王陵区，从遗址的发掘转向陵墓的大规模发掘，发掘对象有了极大改变。3、技术方法的进步.这一时期史语所考古学家们在田野、室内整理、资料分析等方面的技术方法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技术水平有了质的提高。4、认识的提高。经过将近10年的工作，到1937年时候，史语所考古学对于中国史前文化和殷商文化的认识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史前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安特生时代的水平，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范围和内涵，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有了新的认识。对殷商文化的性质、内涵和来源等多方面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总而言之，这个阶段是中国科学考古学业已形成的时期，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知识体系，现在在史语所考古组已经具备了相当完整的形态。
第六章《史语所考古的延续期（1937－1949）——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期间的考古活动》，记述了1937－1949年史语所的考古工作，这是史语所考古最为困难的时期，主要内容与特点是：1、田野活动勉力延续。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得史语所考古组的田野活动陷于低谷，这期间主要是配合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和学术界风气进行了一些边疆考古工作，但这在另一个方面使得史语所考古在地域和研究内容上开辟了新的领域。2、室内整理和研究取得较大成绩。由于发掘受到限制，考古组的工作重点转入对过去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使得过去积累的材料得以系统化。从对这些资料的整理研究中，中国考古学一些最重要的方法和结论开始形成，例如对器物分类方法的探索、对殷商青铜文化的研究等。
作为全书之总结，第七章对史语所考古组自成立至离开大陆这大约20年的活动作了全面评析，总结它的一些基本特征，探讨它在学术史和社会史上的意义，并对其局限性作一些初步探究。史语所考古由于其诞生时代、思想来源的复杂性，所以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走出了一条并不同于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轨迹，其学科定位、研究手段、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都极具个性特点，主要观点概括如下：1、史语所考古的基本特征。它具有国家学术的色彩；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集众研究方式；学科定位于历史学，异于西方人类学方向，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科学主义原则、民族主义立场、自由主义精神，是史语所传统的突出特征。2、科学考古学对中国社会与学术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开创了一种新的治学方式，即“新史学”。3、批评与反思。史语所学术传统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方面，例如它与西方考古学发展潮流的疏离，科学主义取向造成的影响等。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主要建树，彰显了其学术意义。该课题研究，对当前中国近代考古学史的研究，当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其中的观点与资料，对于考古界同类研究，将发挥重要参考、借鉴乃至于推动作用，对于历史学领域中的现代学术史研究，亦会有所补益。首先，这是采用了新材料、新方法对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考古学史进行了一个较全面的研究，是一项系统性的成果，在该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其次，在一些具体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国科学考古学风格特征的系统分析，中国考古学学术特征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是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除了学术方面，该专著对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研究，亦有相当社会意义。历史语言研究所大陆时期考古活动进行了二十余年，其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学术研究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被公认为是“史语所传统”，而且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学还日趋表现出向“史语所传统”回归的倾向。历史语言研究所大陆时期形成的科学考古学术传统，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它的一系列学术成就，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它所开辟的研究领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考古研究的基本内容。专著对此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相信这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会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特别是上升到民族精神层面，专著所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例如它的科学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可以给今天的人们以很多新的启示，仔细审视昔日这段辉煌的历史，必能给当代知识界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